兩個故事亦并非全無共同點,起碼其主角的職業都是自由撰稿人,以為媒體寫作為生。“杰夫在威尼斯”,即杰夫瑞·阿拉曼受某雜志之約,去威尼斯參加藝術雙年展;“死亡在瓦拉納西”,“我”為一報紙所托,前往印度瓦拉納西去寫一篇旅游文章。至于之后發生的故事,雖說大相徑庭,不過卻傳達出某種相似的況味,即無處可依的虛無感,有著萬般思緒,一旦著手實踐,頓時現出無力與無能。
杰夫瑞·阿拉曼在威尼斯遇見了心儀的女孩勞拉,愛于是成了他在這座城市的救贖之旅。阿拉曼一反平日的懶散、無所事事,抖擻了起來,全神貫注于與勞拉的相約、調情、浪漫之夜,他們穿梭于威尼斯的藝術展以及大大小小的派對、聚會,看著力圖標新立異的藝術作品,聽著各式不咸不淡的言論,這次意外的艷遇似乎成為威尼斯之行的定心針。阿拉曼幻想抓住這次愛,因為對于他而言這意味著精神的救贖,不過美好的事物總是難以持久。雙年展結束,威尼斯的饗宴也到了終了的時候,眾人紛紛散去,包括勞拉,阿拉曼也陷入了空寂與虛無。
而“我”在瓦拉納西的故事,情節性之淡幾乎可以稱為一篇游歷散記,徐徐而來,張眼觀望,諸多思緒,所在皆是。“我”顯然算得上入鄉隨俗者,一個西方人到了東方的印度,漸漸認知與認同了這個陌生國度的文化與習俗,但這種認同并非主體性極強的認同,這是一個“失魂落魄的人”,他在原有生活中似乎已空心化,因之身不由己地為另一文化所“化”。以至最終“我”有了藏身于袋鼠袋中的詭異幻覺,“我爬上口袋溫暖的邊緣很容易,就像爬上一堵短墻。我聽著加奴納的詠唱,身體前傾,放開,傾靠在空無之上。”
不管是“我”還是阿拉曼,共有的舉動就是冥想,連篇累牘、無止無休,他們并不是不想進一步,而是喪失了踐行的能力,頭腦的紛紛擾擾大約已代替了一切,想過,等于已經做過,自欺欺人也自得其樂。他們的焦慮只停留在紙面或思維中,即使有落實的機會,亦瞻前顧后,終究有意無意地錯失時機,讓時光白白流失。
救贖是一個美好的字眼,阿拉曼和“我”都曾經面對之,但終竟無法把握或慢慢偏離了方向。當所冀望的終變為鏡花水月時,一面難掩失望、惆悵,另一面迅速地為自己開脫。即使救贖好像伸手可及,自己也義無反顧,但豈知那只是一種幻覺,不過是陷入了冥想的混亂與瘋狂。
如此揭示現代人的某種病癥,其實是作者的狡黠之處,因為他寫的是關于他的同類的小說,一切描寫都是其觀察與體味所得,包含著自省與自嘲,那種空無、那種虛幻,以及焦慮與軟弱,都有幽微如是的真實與真誠意味在。